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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大农小农均应用科学方法”:蔡元培曾为中国农学鼓与呼

新近发现的蔡氏讲演佚文琐谈

2019-11-27 09:55:02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肖伊绯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在青岛出席中华农学会年会讲演之报道,原载北平《世界日报》。

  

  1930年8月29日至31日,北平《世界日报》分三次连载了一篇报道,题为《中华农学会在青开年会详情,蔡元培等均出席并有长篇演说》。其中,关于蔡元培在青岛发表演说的内容,据查证,目前各版蔡氏全集及文集中均未辑录,当属“佚文”,具一定研究价值。在此酌加整理:

  略谓本人久仰中华农学会成绩优良,此次得到会参加,无任荣幸。查青岛出口货最多、而林业渔牧畜产等业,均非常发达。故鄙人以为贵会,在此开会,必得很多的参考材料。吾国东北西北面积广大,宜于大农,应由政府设法开垦;东南各省人稠地密,宜于小农,应以合作的方法,设法改良。但无论大农小农,均应用科学方法,并须如许主席(许璇)所谓成为中国独立之农学,然后乃达目的。总之,希望贵会诸公脚踏实地实际做去也,研究院现无农业组,但注重研究社会问题,惟社会问题中已有一部分研究农村经济。研究方法首为农村调查,次及农业统计。研究地点,现分无锡保定二处,此不过为举例而已。贵会会员有千余人之多,各省各道,当能普及,倘各就本乡分途调查,再加以统计,成绩当有可观。再贵会如以研究所得,建议政府,亦当可一一施行也云。

  这300余字的演说简辑,虽不是蔡元培当天演说的全部内容,但其对中华农学会的关心与期望,还是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出来。据报道可知,中华农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于1930年8月23日在山东青岛召开,恰为建会十五周年,“是日到会会员,北至平津,东至辽宁,南达广州,均有出席者,连同来宾,计共一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那么,蔡元培与中华农学会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与事迹呢?

  据查证,蔡元培并未加入过中华农学会。他此刻在青岛出席中华农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也并非专程前往,而是于同在青岛召开的中华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之后,顺便作为嘉宾出席并致辞的。他在1930年8月12日的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讲话中提到,“就现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贡献来说,青岛在三十年以前,不过一个渔村……有今天这种的繁荣,并且青岛的地价,一天一天的增高,人口渐渐稠密,这没有一件不是科学的帮助和科学的成就。”(详参:《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

  显然,这一套以开会地点青岛为例的说辞,从中华科学社年会上的讲话,再套用到中华农学会年会上的嘉宾致辞中去,也是相当适宜的。毕竟,现代农业就正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农学作为科学的一支重要的应用分支学科,二者都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主要贡献者。

  事实上,作为近代学术早期社团的中华农学会,与中华科学社不但有着“实业救国”“科学启蒙”的共同诉求,在二者发起与创立过程中,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个社团之间的发起人、创始人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说,中国科学社最初由中国留学生于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等。两年后,1917年1月30日,上海召开了“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发起者则有过探先、王舜成、陈嵘等。其中,过探先既是科学社的发起人,又是农学社的发起人;在各自的社团工作中,与蔡元培是有过交集的。

  过探先(1886—1929),是我国著名农业教育家、棉花育种家和造林事业的先驱者。他是江苏无锡人,自幼不溺于章句之学,而独喜科技艺术诸书,尤注意专门学术。1910年考取第二次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5年获康大农学硕士学位后归国。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校长,1919年应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聘,主持棉花育种工作,1921-1925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农科副主任兼农艺系系主任和农业推广部主任。

  1929年1月,蔡元培以中研院院长身份,聘过探先、李四光等七人,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但当年3月23日,因工作过分繁重,积劳成疾,时年仅43岁的过探先早逝。蔡元培为其遗像亲撰像赞,词曰:

  “每每原田,以农立国。画而不进,遂荒其殖。先生念之,奋起致力,造林植棉,科学组织,远近闻风,从者如鲫。一身病歼,鹏搏折翼,威仪俨然,披图太息。探先先生遗像,蔡元培敬赞。”

  中华农学会创立之年,191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加入中国科学社,当年被选为该社首位特社员。应当说,虽然这两个学术社团没有过多过密的人员交集与资源整合,但皆为海外留学生创办,皆以“实业救国”“科学启蒙”相号召,是同为一种时代产物而相互呼应着的。虽然帝制已推翻,作为革命成果的民国业已建立,但旧式思维与观念仍普遍存在,政局动荡不定,尊孔、祭孔的“开倒车”之声依旧喧嚣,复辟闹剧还不时上演。与此同时,科举业已废除十年之久,但新式教育的成果,还远没有达到可与社会实际运用相结合的地步,一方面是“百废待兴”,一方面却是“资源闲置”。大批留日学生和一些留美、留欧学生回国,科学技术人才却仍然极其匮乏,供他们发挥才能的科研机构更少之又少,集合人才的学术团体也只有在南京、上海成立的影响极小、范围狭窄的中国林学会、中华农学会等,中国科学社与丙辰学社还没搬迁回国,偌大的中国只有南京高等师范等少数学校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是这些人才的集聚地。

  这即是当年两社初创之际的时代状况,蔡元培等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通过不断注资与成立改组董事会等诸多办法,并通过蔡元培身兼政府文教要职的政治背景,逐渐打开了中国科学社发展的新局面。而中华农学会也已开始受到政府重视,规模日益扩大,会员分布日益广泛,学术成果也有望转化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在这种情势之下,蔡元培以会外嘉宾的身份,出席中华农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也算是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之举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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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霍然